鲁毅的空间

亲爱的阿尔玛

马勒的身份与工作令其不得不长期旅行，

他一再表达对于这种生活的厌倦。

这些信件——所有的信与明信片

均出自马勒之手，

在我们看起来就像是马勒的独白。

我们看到他给阿尔玛的信件，

却看不到阿尔玛的回复。

偶尔穿插其中的阿尔玛日记、

回忆录只是作为信件的阅读背景。

二十世纪初，

诸如维也纳、柏林的城市

每天都至少有两轮次邮件递送，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项十分奢侈、

繁忙的业务。所有长距离的

邮件递送都由火车完成，

每天下午的晚些时候被派送到各个目的地，

有时候过长距离的邮件

最晚也会在隔天早晨送到收件人手中。

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

将邮件送抵目的地而非邮局是一种标准化服务。

1900年的某个下午，

马勒依靠在火车站给阿尔玛写明信片的时候，

期盼着明信片能在隔天清晨送到爱人的枕边。

那时的阿尔玛或许还在美梦之中。

想象阿尔玛在晨光中读信的样子，

想象着阿尔玛用鹅毛笔将在纸上落下的潦草笔墨。

有一次，

马勒与阿尔玛弹钢琴打发午后时光。

他对阿尔玛说：

“这里少一个四分休止符，但是我允许。

我甚至会允许你这里少一个半休止符。

是的，对你我什么都准许。”

《回忆录》作者

吉里的回忆录枯燥乏味。

他的歌唱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

吉里是第一个这样的回忆录作者，

对他来说历史是不存在的，

战争、革命、法西斯主义、危机

——不过是移动的布景，

只是有人在他身后搬来搬去而已，

这时的他却站在舞台的前面，

专心致志地唱歌。

从火车站到旅馆，从旅馆到歌剧院，

从歌剧院又回到旅馆，再从旅馆到火车站。

他就这样度过了四十余年。

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国家，记者们都会

向这位歌唱家提问：你是否喜欢这里？

怎样评价这里的听众？

他会像所有处在这种情势中的艺术家一样回答说：

国家很美，听众对音乐非常内行而且要求很高。

当他晚年写回忆录时，他依靠的主要是

剪报和剧院节目单的档案资料，

因为他对人对事都不记得那么多了。

歌唱家的生活就像发生在某种巨大的时空里

——仿佛出现在同一个剧院的舞台上，

只是剧院的名字在不断变更。

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

看来就好像是上帝宁可高兴为了

一桩差不多要完成的工作而奖赏他的仆人方济各，

却不愿意他把这个工作胜利结束似的。

在11月20日为一个升天的灵魂做完弥撒后，

他又得了热病。尽管如此，

他仍按他每天的习惯到港口的一艘船上去看望病人。

他本想就留在那里的病人中间，但船舶的摇晃迫使他返回岸边。

后来，一个葡萄牙人发现他躺在旷野上，

发着高烧，并且为他可怜的状况而感动，

所以就把病人送往自己的小屋，

在自己的贫困所允许的范围内照顾他。

小屋是那些建筑在海边上摇摇欲坠的茅舍之一，四面通风。

中国官方禁止葡萄牙人建造任何种类的坚实房屋，

他们的一切建筑都要在他们离开时任其荒废。

主人要求给病人放血，使他好受一些。

沙勿略十分痛苦又知道岛上缺乏医疗方法，所以

耐心地表示接受对他的任何治疗。

放血使他衰弱的身子抽筋和痉挛，同时出现呕吐。

手头没有可供病人吃的食物。事实上就没有食物，

只有葡萄牙海员带来的一点杏仁。

整整两天他一点食物都没有入唇。

被消耗性的热症拖垮，毫无援助，

病势每个小时都在加重，这一切

他都那么平静安详地忍受，

他不哼一声也不求人帮忙。

唯一使他失望的是，他是死在床上，

或者不如说是躺在地上，因此

就失去了他所渴望的殉道桂冠，

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从他手里被抢走的。

然而既不配得到这样一种崇高的荣誉，

他很快就使自己服从于上帝的意志。

圣·依纳爵的首批教友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

于1552年殒于上川岛，他所觊觎的传教地已经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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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是圣·依纳爵·罗耀拉于1540年创建的一个宗教团体。当时，这一新团体以布教的创新精神而负有盛誉。耶稣会士们都以他们在新世界从事科学和长途旅行而闻名。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他成为最热心的传教士们理想的地方。然而，在明代，中国是对外国人封闭的。圣·依纳爵的首批教友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殒于上川岛，他所觊觎的传教地已经在望。

《我可怜的费迪亚》

很难把这次出走称之为蜜月之旅。

事实上，作家是在逃避债主。

而他逃走的目的地就是德国的赌场，

期望在那里能赢到一座花园。

就在这时候，安娜开始了记日记。

我们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替这部日记取名为

《我可怜的费迪亚》，因为这会让人认为，

年轻的妻子对于自己多病的丈夫——这个狂躁的天才

——首先是有一种怜悯的感情。

但是，安娜确实非常崇拜地、骄傲地、

盲目地、顺从地爱着她的丈夫。

“我可怜的费迪亚”，“我最好的费迪亚”，

“我最聪明的费迪亚”，这才是应取的书名。

只要他的眼泪一流，

安娜就会心甘情愿地取下手中的戒指，

摘下耳朵上的耳环，

甚至从身上脱下她的最后一件外衣，

以便让她的费迪亚换成钱，

好去再赌一次，

再一次输得精光。

只要他得到片刻的欢乐，

能给他在失败中高兴那么一下，

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欣慰，一种快乐。

她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接受他的观点，分担他的忧愁，

模仿他对一切非俄罗斯的东西抱厌恶轻视的态度。

那时候，安娜已经怀孕了，

身体非常糟糕，但是她依然感到很幸福。

她想要幸福，就能得到幸福，

别的什么更大的幸福，她连想都不会去想……

理查德普希贝尔斯基在序言中半开着玩笑，

但却很认真地写道：“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雅的

日记可以成为一本供妻子用的指南：

怎样对待困难的然而又是充满善意的丈夫。”

遗憾的是，女作者的经验对谁都不适用。

安娜的行为与任何体系都无关联。

她那逆来顺受的爱情根本就是出自她的天性！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每年出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客人，

用不着夸张，也有上百人。

这些客人不管愿意不愿意，

都成了这对夫妻矛盾加剧的见证人，

随即各种流言蜚语便留传到全俄罗斯和整个世界。

矛盾不小，有身体的、心理的和思想的。

这对夫妻很爱当着外人的眼睛和耳朵来演出他们的闹剧。

前来朝拜这位作家的

不仅有智者和神父，还有各种各样的阿翌奉承者、

假装的受难者和编故事的能手，

这些人拿着记事本围着这位大师转，

早就计划好了怎样在他死后去写那些充满惊险的回忆录文章。

对他们表示不满的托尔斯泰夫人

指责他们把她当成了克桑蒂娜①不是没有理由的。

她的日记最初只是出于诉苦的需要，

在后人眼里却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自我辩护。

这些后人，其中也包括我们

——这种令人伤心的忏悔的现代读者。

对夫妻二人中的哪一个应对其不幸生活

负主要责任的研究，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如果能证明在这样的精神条件下是无法产生任何作品的，

那么，这种研究也许还有某种意义。

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已经产生出了许多作品。

我们只要把托尔斯泰夫人看成是一个

（尽管她活得要长久一些）在床上、

餐桌上和工作中并不很坏的伴侣就够了：

她做了十三次母亲，并且长期担任丈夫的秘书角色

（七次抄写过《战争与和平》等等），以及管理财产和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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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